作者 曼达林基金执行合伙人Alberto Forchielli
本报记者 赵娜整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美国的企业基本上毫发无伤。在少数需要重建的公司中，他们是最强大的。此后数十年，伟大的美国工业企业的投资遍布全球，但他们不是单枪匹马。当他们进入某一新市场和新领域时，与之随行的，还有众多强大的基础服务供应商，从而全方位保障其全球性的扩张。
然而，美国成功的战后扩张并没有那么容易复制；以中国这样的经济强国为例，也只有大使馆、商务部代表处和孔子学院能够挑战美国的机构，但他们在帮助本国企业“走出去”的作用上来说仍然杯水车薪，而且目的也完全不同。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在非洲、东南亚以及（某种程度上）拉丁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却得到银行和政府强有力的扶持。中国在这些区域的投资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商业战略需要。与前欧洲殖民国家不同，中国对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国家并无侵略恶迹。在文化层面，远赴国外的中国工人和员工比养尊处优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更适合艰难的生活条件，对当地文化更具适应力和包容性。
成功的中国公司可在发展中国家大展拳脚，但真正考验是突破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市场。获得西方品牌和技术不仅是其全球定位的迫切需要，也是巩固国内业务的关键。然而，要在高度发达的欧盟和美国市场站稳脚跟，绝不像在发展中国家那样购买矿山或钻探权那么简单。
收购和经营欧洲或美国的公司意味着更加复杂的尽职调查程序和投后管理。此外，大多数制造业的收购交易中，中国本土管理人员无法管理庞大的本地团队。最困难的在于了解当地的管理团队和跨文化管理之道。拥有本地的信息渠道、可靠的本地合作伙伴和咨询机构，是成功克服文化差异和整合团队的关键要素。
然而，当中国企业寻求投资欧洲或美国时，他们却发现自己准备不足，无法招架，需要本土支持。他们在融资、处理政府关系、当地劳动法和与工会打交道等方面缺乏相关经验，而这些都是拉近和管理潜在收购和项目的基础。他们继而被迫求助于在中国合作的服务供应商，他们通常也都是大型的美国公司（由于缺乏了解使其不愿将权力交给地方承包商）。
由于当地代理机构与其组织的互不融合，中国投资商往往表现得缺乏信任和透明度，这是投资的严重障碍。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公司可能完全忽略一些关键的元素。
例如，在中国，媒体由政府控制，不会对公司形象构成重要影响，但在美国，媒体是影响公众舆论的最强大的工具。打错了公关的算盘，尤其是外资实体，后果将是致命的。
在全球经济危机和投资需求减弱的影响下，最初的热情退却，欧洲人对中国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过于缓慢和不透明。
中国人经常准备不足，在竞标过程中反复无常，不可完全信赖。结果是，中国投资者会错失最好的交易。他们被拒之门外。为了拿下交易，他们必须付出20%-40%的溢价，他们经常不得不与本土市场看不上的公司打交道。
尽管挑战重重，西方市场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欧洲，尤其是美国，是全球大多数创新和技术的来源。他们主宰着品牌和营销，这是中国公司最感兴趣的领域。中国还需要从欧洲和北美的服务配套行业和传播经销渠道中汲取经验。中国渴求的高端技术和诀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其劳动力大军正在步入老龄化，中国需要为其制造业增值，不断提高工资，促进内需。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业需要集中精力提高生产力和效率。